俗话说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男人娶了老婆就每天缠着啪啪啪。受孕了怎么办？生吧。古代可是无法避孕， 激素避孕和无痛流产都是近代才有的技术。荷兰阿姆斯特丹有个性博物馆，里面存放着传说中世界最早的避孕套，似乎是十三世纪的，只应用于宫廷。一个正常，健康的古代女性一生受孕八九次毫不为过，好在古代婴儿的存活率极低，还不到50%。也就是说，生八个孩子能够活到成年的不过四个。饶是四个，也不少了，算算人口增长，第一代夫妻两个人，第二代四个，第三代八个。于是，你发现了古代人口增长的秘密：在自然生长条件下，差不多每过一代人人口就增加一倍。事实也差不过，比如中国古代的人口变化，在王朝初期就是差不多每30年翻一倍。

读者不妨计算一下室外桃园的人口规模：从秦朝到东晋，差不多600年。假设秦朝进入桃园的是100人，600年后大约是一亿人，和宋朝巅峰时期的人口差不多，桃园早就住不下了。人口增加的直接后果，就是土地不够种了。

古代缺少技术革新的情况下，单位土地上的粮食产量是很难大规模增加的。所谓四海无闲田，农夫犹饿死，看清了人口和土地的关系，很多困扰多年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。

我们可以设想，这个桃园是统一的，开始的时候人口少，土地多，民众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时候主要人口都是自由农。等到人口增长到接近土地生产极限的时候，多余的人口就会无地可种，他们就会沦落为佃农，成为地主家的苦力，阶级矛盾也就随之产生了。当地主家的土地也种满的时候，更加多余的人口就会无处可去，形成流民，社会治安变差，维稳费用增加，最终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，全国性的农民起义爆发，人口在大规模的战乱中迅速减少，直到大部分土地空出来，新的循环再次开启：恭喜你，发现了古代史的中国模式：周期性的王朝兴衰。

我们还可以设想另一种场景：如果这个桃园足够大，并且被江河山川分割成许多小的区域，无法形成大一统。这种环境下，某个区域的人口突破极限，无地可种的农民就会去邻近的区域抢夺土地，邻近的区域也采取类似的策略，向更远的地方抢夺，于是桃园内战争不断，区域间相互征伐，人口则在战争中消耗到土地能够维持的规模：恭喜你，发现了古代史的西亚模式：永无止境的民族冲突和宗教战争。


我们还可以设想第三种场景：如果这个桃园土地贫瘠，而且传染病不断，医疗技术极低，婴儿死亡率极高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人口增长速度缓慢，东亚30年完成的人口增长他们却需要300年：恭喜你，发现了古代史的欧洲模式：中世纪初的两千万人口，在缺医少药，疾病横行的恶劣环境下，用了1000年才增长到中世纪末的1.5亿。


细说周期律之一：从治世到盛世

治世的到来：大一统王朝初期，刚刚结束了席卷中原的动荡，旧时代的大部分人口已在残酷的饥饿、战争和屠杀中丧生。据统计，汉末的人口下降比例高达惊人的90%，从桓灵时的五千万急剧减少到三国时期的五百万。稍好一些的动荡，如两汉之交、隋末和唐末，人口减少也高达70%左右。尽管户籍统计缺失是一个因素，但这个数字中也蕴含着实实在在的非正常死亡。随着新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，百姓的生活逐渐恢复平静，社会秩序得以重建。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民可以谓是幸运之辈。这是一个人少地多，社会还没有内卷的时代。以古代中国的GDP结构来看，帝国中95%的人口是农民，而在王朝早期，自耕农则占绝大多数。王朝初期，只要不碰到类似于隋炀帝那种极度暴虐且好大喜功的君主，百姓就能过上难得的幸福安康的小日子。


古代中国的人口出生率：传闻中国古代宫廷中，妃子每次被皇上宠幸之后，如果皇上不想怀上龙嗣，就会命令太监按摩妃子的耻骨部位排出精液。整体上来讲，古代的百姓是没有系统的避孕方法的。女性婚配以后，就产生了大约3年一次的自然受孕。一个健康的女性，一生受孕8-9次是正常的。古代的新生儿存活率非常低，没有疫苗和抗生素的条件下，只有约一半儿的子女能够活到成年。假设一对夫妻哺育二儿二女。儿女成年后女性出嫁，男性娶妻，每个男性再平均有四个子女，这样，第一代六个人，第二代就是12个人，之后每代人口都会翻一倍。


自耕农：王朝初期，尚有大量的荒地没有开垦。新出生的人口可以开垦荒地。此时的社会矛盾不深，贫富差距也不大。只要有足够的土地种，大多数百姓都能做到安居乐业，而中华儿女最不缺的就是勤劳。中文里幸福的福字，左边是示补旁，右边则是‘一口田’，有属于自己的一口田，就是古代农民能够想到的最幸福的事情。 这种幸福从治世延续到盛世初期，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，直到有一天，人们发现周围的土地已经全都有了主人，再没有新的荒地可以开垦，老生常谈的土地兼并也就开始了。


治世的人才：这时人口相对较少，人才相对稀缺，行业内部还没有内卷，人才也比较容易出头。随着人口增长带来税收的稳定增加，物质生活的逐渐繁荣，社会有大量的新兴机会等待挖掘。当然，政府官员和其家属垄断往往能够以来资源获得先机，但是平民也不是没有机会。比如一些技术性的工作需要天赋和长期付出。从治世到盛世，恰恰重合于一个人从青少年到久负盛名的职业生涯，这时候是最容易创造财富神话的。

治世的政治：这时的政治一般比较清廉，倒不是因为这时官员的人品优秀，而是这时内卷还没有开始，贫富差距小，对物质的追求也就相对较低。品质优秀的人更容易洁身自好，而不必处心积虑的追求名利。

盛世的到来：盛世与治世不同。盛世不是百姓的盛世，而是国家的盛世，这个时候往往经济繁荣，文化昌盛，对外关系和谐。这时的人口已经接近饱和，税收稳定，

庞大的官僚阶层保证了足够的消费力。行业分工变得细化，各行各业都人才辈出，文化昌盛。

佃农：当人口接近饱和，家族中新增加的成年人口无法获得新的耕种土地，不得不在家庭内部争夺有限的土地资源。渐渐的，家族中相对弱势的群体，往往是血缘关系较远的人，或者庶出的人，会被从家族的土地上驱逐出去。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劳动力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去地主家，通过劳动换取食物，这样，自由民沦落为佃农，土地兼并开始了。这时的地主，往往是官员和乡绅家族。佃农在地主的土地上耕种，只能换取温饱，而多余的粮食则成为地主的财富。中国两千年的帝国史，基本是就是官僚阶层依靠土地剥削下层民众的历史。王朝初期的农民多为自耕农，到了后期则是佃农占主体。

流民：更糟糕的是，这时人口依然在增加，佃农的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内卷。地主家再无多余土地可供开垦，这导致了一种更为严峻的局面——流民的出现。流民无固定土地，四处流离失所，成为一类无业人员。一些人能够在流动中生存艰难，成为民间艺人，从事唱戏、说书、卖艺等职业。这些人依附于达官显贵，推动盛世文化的繁荣。然而，更多的流民生活困苦，不得不乞讨为生。底层妇女常被迫沦为风尘女子，男性则成为土匪强盗。这种男盗女娼现象导致治安恶化，统治成本增加。

盛世的政治：从盛世开始，官员的腐败逐渐显现。内卷是腐败加剧的主要原因。贫富差距扩大，人才竞争愈演愈烈，大家都不得不为了生存不择手段。人们开始竞相牺牲道德，互相攻击，党同伐异，尔虞我诈成为常态。初期廉洁奉公的官员渐被新一代贪污官员所取代。整体道德水平的下滑，从底层逐渐蔓延至上层，甚至皇帝身边的大臣也开始腐化。这个过程，在乾隆朝后期的政治中尤其明显。历史上往往把唐朝和清朝的衰落归咎于唐玄宗和清高宗的个人因素，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两段历史，则会发现这种官员的集体沦落，是从下往上逐渐侵蚀的，乾隆朝后期政治的一条主线，就是以和珅为代表的堕落官员和以刘墉，王杰，朱珪为代表的廉洁官二代的博弈。而这时，下层官僚系统已经腐败不堪。

细说周期律之二：宦官，党争和变法


宦官与党争：大一统王朝后期，政治腐败，社会矛盾丛生。皇帝为了掌控信息，不得不发动宦官和党争制约群臣。东汉末年有党锢之祸，唐朝末年有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，北宋末年有新旧党争，而明朝末年则有东厂，西厂和东林党争。宦官与党争屡禁不止，并非皇帝个人因素，而是时局所迫。

在大一统王朝的后期，政治腐败严重，社会矛盾丛生。皇帝为了掌握信息，不得不借助宦官和党争来制约群臣。东汉末年出现了党锢之祸，唐朝末年则有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。北宋末年遭遇新旧党争，而明朝则出现了东厂、西厂以及东林党争。观察王朝后期的政治，宦官和党争是两个重要的切入点。

为了更好的理解，让我们设想一个场景：一日清晨，天子端坐殿中，群臣分列左右。曰：“有事宜速奏，无事可退朝。”正值此时，群臣之中，一人出列，进言曰：“臣吏部尚书有事启奏：今朝中官员，多已年迈致仕，令空缺职位不少，当前亟需选拔新官以填其缺“。言罢，递折状一纸，上书数十人名。曰：“此数基层官吏，悉为我等慎重选拔，严密考核，德行才能俱佳。每人宜晋升一级。请陛下圣裁。”

是时，皇帝执持名册，心内私语忧虑：朕纵有决断之权，未免失于信息之资。名册之上，官员众多，有真才实学者，又不乏奸佞小人，有重金行贿者，亦有当朝重臣之亲族，此等种种，何以决之？ 帝苦思良久，遂得二法：
其一，于群臣之中，择一人与吏部尚书交情最劣者，呈名册付之，曰：“卿当详阅此名册，孰可任用，孰不可用。毋庸焦急，旬日后当以复朕”。

其二，专设一指挥使司，掌要密之务。其负责者，不与诸臣交游，且对朕存至诚之忠，亦无弄权之忧。担此重任者，近侍太监最宜。

第一种方法频繁使用，就渐渐形成了朋党之争。第二种方法用多了，就导致了宦官专权。中国的一些史书，比如资治通鉴，经常把王朝后期的朝政败坏归因于皇帝宠信宦官。事实却是，恰恰先有了朝政败坏，皇帝才不得不宠信宦官。

有用的变法和无用的变法：

王朝后期，如果遇到一为有气魄的皇帝，加上一个有担当的臣子，上下一心，则可能产生扭转败局的尝试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这种尝试称为变法。在这里，笔者把变法分成‘无用的变法’和‘有用的变法’两类讨论：

无用的变法：这类变法往往是向着“平均分配土地“这个方向上用力的。皇帝试图没收或赎买地主阶级的土地，再分配给农民。这类变法注定失败：结果是地主和农民都不买账，天怒人怨。中国历史上，最典型的一次这种尝试是王莽的托古改制。北宋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也有类似的倾向。这类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，在于并没有增加单位土地面积可容纳人口数量。其实王朝后期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，土地分配不公只是表象，土地不够种才是实质。不稀缺的资源，比如水，空气，是不会分配不公的。相反，越是稀缺资源，越容易向社会上层集中。一旦土地成为稀缺资源，分配不公就是必然的。

有用的变法：这类变法往往是向着“改变税收方式“上入手。具体的说，就是从收取”人头税“改为收取”土地税“。所谓人头税，是一种个人所得税，按照家庭中成年劳动力的数量收税。而土地税，则是一种财产税，按照家庭所占有的土地面积收税。后一种收税方式，从技术上讲比前一种复杂（以古代的技术水平，最基本的土地丈量就有难度），但是一旦实施成功，则会大大的增加单位面积土地上的可容纳人口，缓解土地压力。这段短暂的社会矛盾缓解时期往往被历史学者冠以”中兴“之名。中国历史上成功的税收方式改革有三次：第一次是唐朝王炎推出的‘两税法’，促成了唐朝后期的元和中兴。第二次是明朝张居正实施的‘一条鞭法’，促成了明朝末年的万历中兴。第三次则是清朝雍正时期的‘摊丁入亩’，这项政策使得康雍乾盛世延续了近50年。前两次税收改革都是部分完成，只在全国的小部分实行，最后一次则是在全国范围你推广开来，大大增加了清朝中期的人口（另一个因素是稍后土豆和白薯的引入，这个话题后面会讲）。当然，这种社会矛盾的缓解只是暂时的，一旦人口继续增长到饱和，朝廷就是真的黔驴技穷了。

细说周期律之三：王朝的终结


民变：大一统王朝的结束，一般来自两个因素：内部的大规模民变，或者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。这篇文章我们主要谈论第一个因素。关于农耕与草原文化的关系，则是另一个广泛且有意义的话题。如果有时间，我会在后面单独开一个专题讲解。这里我们只从大一统王朝的内部讲，诱发民变的因素很多，

包括：
1.    小冰川期的到来：温度下降导致粮食减产，饥民增加：唐朝末期的民变主要是这个原因，明朝也有这个因素。
2.    北方游牧民族的军事压力，导致王朝内部的财政危机。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。
3.    大量白银外流（欧洲三十年战争造成的白银外流也是明末民变的原因之一）。
4.    内部改革失败（比如王莽的托古改制）。
5.    新皇登基，大赦天下。（这不是开玩笑，很多农民起义，比如黄巢，李自成，太平天国等，都开始于新皇登基的第一年，服刑人员出狱后没有土地，没有工作，不参加革命还能做什么？）。


如果这些因素发生在王朝初期，自然可以轻松化解。可是到了王朝末期，社会矛盾已经异常尖锐，偶然因素的叠加导致形式不可逆转。

一旦全国性的民变发生，王朝也就到了生命周期的最后一刻。为什么王朝的军队打不过农民起义军能？这里的原因不是军队的战斗力，而是财政。大一统王朝的官僚系统依赖于稳定的税收。一旦全国性的民变发生，地方的税收将无法运送到中央，很快朝廷就会陷入财政危机，再也无法支撑起庞大的军队，也就难以逃脱解体的命运。当然，清朝可以看作一个例外，因为清末已经到了近代，海关关税在清末已经超过了土地税，成为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。这使得清朝能够在太平天国后延续50年。晚清政治是另一个有趣的话题，这里不展开。

笔者依据大一统王朝应对民变的方式分成两种类型讨论：

第一，东汉模式：在这种模式下，朝廷依靠权力下放应对民变。所谓权力下放，是朝廷允许各地的州牧，藩镇，巡抚组建军队，镇压当地的农民起义军。汉末，唐末和清末采取的就是这种方式。东汉模式的好处，就是旧王朝可以相对体面的退出历史舞台。农民起义军往往会被当地的军阀镇压，之后各路军阀拥兵自重，开始互相征伐，而旧王朝的皇帝则被当作傀儡加以利用，最终，旧王朝在禅让的闹剧中终结，新的王朝从混乱的秩序中诞生，开始一轮新的周期。

第二，新朝模式：这里的新朝指的是王莽建立的新朝，由于主要的社会矛盾是在西汉时期积累的，所以叫做西汉模式也可以。在这种模式下，皇帝打死也不权力下放，于是，地方无法镇压当地的起义军，最终旧王朝以都城被攻陷作为结束。旧王朝在残酷的屠杀中覆灭，接踵而来的是各地农民起义军相互攻伐，相互吞并，直到诞生出一个新的大一统王朝。新朝，隋朝，元朝和明朝的覆灭就遵循这种模式。

其实还有第三种模式：第三方势力介入。不过南北关系是另一个话题，这里就不展开了。

终于大致讲完了一个周期。下面补充两点：

人口的两次飞越：中国古代，耕地可容纳的人口上限是一直变化的，同时耕地面积也随着生产技术的提高而增加。两广地区，云南贵州等山区逐步得到开发。新的生产工具如水车，铁犁，梯田等发明也增加了土地的亩产量。中国历史上比较重要的两次人口飞越都是来自新型农作物的引入。第一次发生在唐末，占城稻的引入。占城稻是一种早熟水稻，一年可以种两季，而唐朝之前的水稻都是一年一季的。双季稻的引入使得中原地区的粮食产量增加了接近一倍，土地所承载的人口也从数千万增加到了一亿多。第二次飞越则是清朝中叶美洲作物红薯，土豆的引入，新的农作物使中国土地的承载人口上限再翻一倍，达到了空前规模的四亿。摊丁入亩和红薯土豆是清朝中期人口暴涨的两个主要原因。

周期律的终结：中国古代王朝有难以克服的兴衰周期，是和中国封闭的地理条件，以及农耕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密不可分的。农业是一种零和博弈的产业。单位土地上的粮食产量是有限的，一部分人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源，必然是以剥削另一部分人为代价。而工业，服务业则是非零和的，是可以双赢的。中国古代90%以上的GPD来自农业，所以才有了周期律。而一个现代化国家，GDP的来源只有10%是农业，剩下的30%来自工业，60%来自服务业。自然，古代社会遵循的周期律在工业化以后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最后，笔者要说，周期律是观察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角度，但不是唯一的角度，也不能说完全适用于所有的中国历史朝代。有些学者从气候角度观察历史，也有学者从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互动入手，同样可以得到自圆其说的解释。研究历史就是仁者见仁，各成一家，没必要统一思想。

我在这里举一个有趣的例子：宋朝。宋朝始终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，而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却从未间断，两宋三百余年间，有记载的农民起义就多达四百余次，每次农民起义不但规模小，而且持续时间也很短。最大的一次方腊起义延续还不到一年。而两宋最终都是灭亡于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，而非内部矛盾的爆发。可见，人口增长带来的阶级矛盾是真实存在的，然而，这个矛盾，是不是一定需要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才能解决？可不可以通过许多小型的，地方性的农民起义逐渐释放，这也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。